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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杨遵贤

　　四贤坊人物之刘彝

　　被有关专家誉为当代城市建设文物古迹中“孤品”的赣州市古代城市环保排水系统福寿沟，是我国北宋水利专家刘彝在赣州的杰作，也是他为古代赣州城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　　赣州福寿沟是刘彝在北宋熙宁年间（公元1068—1077）主持修建的，是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中极具创造性的城市排水雨污合流综合工程。为此，刘彝由于在赣州福寿沟规划设计与工程建设的科学性、先进性和实用性，当时在全国享有较大的名气。北宋元佑年间（公元1086前后），被北宋朝廷提拔重用，调入京城任“都水丞”。

　　刘彝主持修建的福寿沟在赣州的九百三十多年中，对赣州城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；直到今日，还有九百多米下水道仍然还在使用。人们惊叹的是，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朝代，当时的经济、科学技术条件下，能够完成这样一项规划设计合理、科学技术含量较高、投入和工程量巨大、设计复杂、建设工程周期长的市政工程，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。

　　少年时便显现出特有的智慧

　　刘彝（1017-1086）字执中，福州二刘村人（今福建省长乐县），刘若思之子。北宋著名水利专家。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，卒于哲宗元祐元年，年七十岁。

　　刘彝很小的时候，父亲便因病去世，一个家少了主心骨，全靠他母亲一个人操持，既要像其他家庭主妇一样，将全家的裙衫衣着、油盐酱茶等家务杂事安排妥贴，也要像男人一样下田犁耙栽插，上山砍樵。家庭的困苦与母亲的艰难劳作，似乎给了刘彝早熟的动力，让他过早地懂事。他一有空闲，便做些诸如送秧、割草、喂鸡的细事，以尽量分担母亲肩上的重荷。在族人办的私塾里，他更是珍惜光阴，废寝忘食，一天到晚不停地读书，他白天默默地背诵，到了夜晚就关上房门，点上灯，独自读书，好让望子成龙的母亲少一份牵挂，多几份欣慰。在学习方面，除完成先生教授的四书五经等必修课外，他还涉猎广泛，阅读了《真元妙道要略》《甘石星经》《大衍历》《九章算术》《水经注》《齐民要术》《梦溪笔谈》《皇极历》等大量天文地理、军事、医学、数学书籍，使他在书云子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大大拓开了视野。

　　有朋友知晓他精于算术，有一次出外郊游，请求刘彝测量对面山头上的宝塔高度，刘彝应用《周髀算经》一书中的“勾三股四弦五”这一勾股定理依据日影与他立足点的距离，算出塔高为七丈二尺，后经人用绳子量出，竟与计算出来的高度不差分毫，众人不禁为他的计算能力所折服。

　　二刘村位于长乐东北端，闽江口南岸，村中绿树成荫，祠宇雄峙，是一个坐落在岭下平原上环境优美的山村。

　　村口的河上至今还留存有一座云龙桥，结构为三墩四孔平梁，精巧壮观。主管建筑工程的是一位外地老石匠，相传当年建桥时，老石匠设计的桥墩是平式的。一日，小刘彝穿着一件单衣，对着正在打石的众石匠问，你们打的桥墩究竟是平式的还是船形的，其中一个石匠答道，我们打的桥墩是平的。小刘彝双手操在背后，模仿大人的口气道：“我看不能全是平的！”另一石匠道：“我打了一辈子桥，打的桥墩都是平的，还打尖的不成。”其他石匠也责斥附和：

　　“见千见万，没见过公鸡下蛋！”

　　“吃饱了饭撑的！”

　　“黄毛鸟子毛都没长齐，就想上天了！”

　　正当众人鹅一张嘴鸭一张嘴，叽叽喳喳一片嘈杂之时，老石匠慢步走进人群中，用手往下压了压，示意石匠们安静下来，然后慈眉善目地对刘彝道：“小孩，你认为这桥墩打成什么样的形状更好？”

　　刘彝不慌不忙地应道：“要看在什么位置上。”

　　老石匠道：“你再说具体一下。”

　　刘彝向前跨了一步，道：“我认为是这样的，桥墩向上游来水的方向应该修成船形，下游方向则可以是平的。”

　　老石匠点点头，问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

　　刘彝胸有成竹地回答：“这个道理并不复杂，桥墩向上游来水的方向修成船形，下游方向则是平的，有利于过水，减少阻力。”

　　老石匠喜形于色，往大腿上一拍：“高见，高见哪！”

　　众石匠一听老石匠肯定并称赞了刘彝的建议，全都用惊异的目光望着刘彝，心中充满几分艳羡和敬意。

　　据说这桥与许多地方的古桥都不同，就是采用了特别的榫卯结构，这个建议也是刘彝向老石匠提出的。它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桥的两边是两条粗大的石梁，两条石梁中间横铺石板，为了防止横向石板移动，在首尾的两块石板的两端还用了榫卯结构，以锁住石板。首尾锁住了，中间自然就不会移动了。

　　尽管年深日久，横铺的石板有的已经损坏或断了，村里人就改用木板铺上，既不破坏桥的旧貌，又不影响行路。这种结构，充分体现了小刘彝的智慧，可以看出刘彝考虑周到、着眼长远的前瞻性目光。

　　一座桥，历经数百年不断的修缮，这仿佛象征了中国人宗族的传承，文化的延续。

　　修仁行义，深得乡邻称道

　　少年时，刘彝性格孤高，从不与那些见利忘义、无骨气的小人来往结交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始终保持高尚的节操和坚毅的精神。他有一个同窗学友彭某，一见到穿戴珠光宝气的富家子弟，就低声下气，阿谀奉承，平时不仅用言语恭维他们，竭力讨好，而且在行动上也尽力巴结。有一次，一位豪绅的儿子不小心穿脱了一只鞋子，彭某立即赶上去，蹲下身子给他穿上鞋子，还美其名曰这是互相帮助。刘彝看不惯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势利眼，当面指责他，你为何不帮助穷人的孩子，还经常搞一些恶作剧欺负他们？弄得彭某很是难堪。最后，他宣布与彭某断交，他还郑重其事地告诫其他同学，像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人拉屎也要与他隔三个茅坑。可见他对待是非爱憎是何等分明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他在乡间，修仁行义，深得乡邻称道。

　　刘彝从小就有德行和节义。有一次他出门，碰到一个人，那人把银两遗失在路上，当刘彝发现的时候，那个人已经走了，就追上去找失主，不料，天上下起了大雪，纷纷扬扬，由于风大，路面上的雪起了硬冻，滑溜滑溜的，走几步就滑倒，但他没有气馁，直到黄昏，才追上失主，把钱还给他。失主很是感动，拿出数两纹银要感谢刘彝。刘彝坚决推辞，说：“如果我贪钱，就不会冒着大雪奔来找你了。再说，我要是得了你的钱，我就是不仁不义了。”失主听了他的解释，连忙伏在地上，说：“我只有用这种方式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了。”并像掏蒜一样，向刘彝磕了几个响头，

　　在一年春上某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突然村子里传出一位老妇人的哭骂声：“哪个炮子打的，过千刀，过万刀的贼，呜，呜呜。吃了我家的米谷，会撑死胀死，拉屎拉不出来啊！呜，呜呜！”刘彝牵着牛正要出村，顺声来到老妇人面前，才看清老妇人是村里的罗大婶，马上走过去问清了缘由，原来，昨晚家里出了贼，将春上过荒的稻谷一粒不剩地全部偷走了。罗大婶早年守寡，历经艰辛，将独生儿子拉扯大，给他娶了媳妇，如今家里有了几个孙儿孙女了，一个大家庭，也算过得和睦安康。一家大小，齐心协力，去年遇到了好年景，比往年多收成了几担谷子，省吃俭用，就不愁度过春荒了。哪料到，被这伙千刀万剐的贼子偷走了。一家嗷嗷众口，如何过日子啊。刘彝听了，心中很难过，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他立刻上前安慰罗大婶：“大婶，你也不要哭了，不要骂了，这样只会哭坏自己的身子。我给你想个法子吧。”

　　罗大婶止住了哭声，双手一摊：“谷子都已经偷走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想出？”

　　刘彝一边安慰罗大婶，一边与赶来的村民道：“你们马上派几个人进城向官府报告失窃经过。户帮户，邻帮邻，至于罗大婶家的吃粮，只有靠乡亲了。这样吧，我家首先支援罗大婶家一担谷子。”

　　大家都清楚，刘彝家也不是很富裕的人家，能一下子就拿出一担谷子来解他人之困，也就你家一石两石，他家三斗四斗的，终于解了罗大婶一家的燃眉之急。

　　经术教授胡瑗的得意门生

　　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刘彝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迫切，于是四处寻访名师。最后拜在了闻名遐迩、经术教授胡瑗门下学习。

　　胡瑗，泰州海陵人。景佑初年(1034)，朝廷改定雅乐，范仲淹特荐举通晓音律的胡瑗，胡瑗以平民的身份在崇政殿回答皇上的咨询，后授胡瑗为秘书省校书郎。当时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史，任胡瑗为丹丹推官。不久胡瑗任保宁节度推官、教授湖州。在这些学生中，他特别器重刘彝，刘彝对老师彬彬有礼，十分敬重，在勤学的同时，尤其好问，凡是稍有疑虑的问题，必定要亲自向老师请教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直到弄懂。

　　胡瑗教导学生颇有方法，制定了规章制度。一次，刘彝跑去找老师，说，这些规章制度很好，但不够完备。胡瑗很虚心地问他哪些地方还需要补充。刘彝便诚恳而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少建议。胡瑗认为这些建议很有益处，是管理教学的好措施，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并号召学生向刘彝学习，不为上，不为书，敢于责疑，勇于说真话，严于治学。

　　师生们以规章制度为明镜，处处对照检查，整个学校，风清气正，师徒之礼甚严。胡瑗视学生如子弟，学生们也信任爱戴他如父兄一般。跟随他学习的常常有数百人。庆历年间，朝廷兴办太学，派人到湖州学习胡瑗教学之法，并因之制成学规，又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。

　　后来，胡瑗升迁为大理寺丞，皇上赐之以绣着银鱼的红袍。胡瑗就住在太学，这时他的学生更多了，太学住不下，就租太学近旁的官舍安顿。礼部所录的官员中，胡瑗的弟子常占十之四五，无论才能高下，他们皆注意修身养性，严谨自律。穿戴举止，也往往相似。别人遇见他们，即使不认识，也都知道他们是胡瑗的弟子。

　　在胡瑗的严格调教下，刘彝学识大有长进，成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
　　宋庆历六年（1046）刘彝高中进士。初任邵武县尉，调高邮主簿，升海州朐山令，转升湖北路转运判官。

　　治平四年（1067）正月，宋神宗即位。神宗立志革新，熙宁元年（1068）四月，召王安石入京，升任宰相，变法立制。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——制置三司条例司。根据需要，刘彝调入三司条例司。由于他对变法的内容有不同看法，认为容易触犯一些人的利益，可能会有阻力，他向王安石坦陈自己的担心，被王安石认为是对变法有畏难情绪和不满，因此而被免职。

　　后来，朝廷要物色一位懂水利的专家，经胡瑗推荐，经过考察，刘彝受到重用，被任命为都水丞，这是专门主管全国水利的官员。后又升都官员外郎，为两浙转运判官。

　　恪尽职守，治理全国农田水利

　　刘彝在都水丞任上，奉命协同程灏巡视、治理各地农田水利。

　　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清楚，水是农业的命脉，农业的盛衰与水利的兴废直接相关。刘彝早就认识到，中国农业自古以来在水的条件方面一直很不理想。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受季风影响，降雨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，往往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，需人工灌溉来保证。明确了这点，他加强了对农田水利兴修的重视和管理。

　　他虽为全国水利高级官员，但他放下架子，轻车简从，下到乡间调研考察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同手下人员去了一个山村，刚好遇上村民正在车水抗旱。抗旱工具依然沿续前朝的筒车，筒车，是一种以水流为动力取水灌溉的工具，上下各有一个轮子，下轮一般淹在水中，两轮之间有轮带。轮带上装有很多尺把长的竹筒管，流水冲击下面的水轮转动，竹筒管就装满了水，并自下而上地把河水带到高处倒出。这种筒车在水与岸的高度差不多的情况下，就运用自如；如果遇上水很低而岸很高时，就不可能将水提升到这么高。然而农村的许多地方经常就会出现这种“水低岸高”的情况。为此，农民伤透了脑筋，无计可施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，刘彝苦熬了10多个通宵，设计出一种叫高筒车的灌溉工具，立即叫木工按图制造。车的低处装有一个圆轮，高处装一个圆轮，用多个木架架住，形状像龙骨车似的，是一种以传送带边、木板式连续提水机械。这样一试，将低处的水提到高处，非常灵巧高效。

　　在刘彝的悉心指导和精心规划下，北方的农田灌溉和水利管理与江南的水利建设有了很大发展。南方水利工程除对水渠进行维修和兴建外，新的建设主要有蓄水塘堰和拒咸蓄淡工程，滨湖圩田。拒咸蓄淡工程是东南沿海地区用闸坝建筑的抵海潮入侵，蓄引内河淡水灌溉的工程。

　　北宋时期，京城汴梁（开封）一次久雨，汴河涨水，城中几成泽国，这下可急坏了皇上，立即上朝召集众大臣商议，有人主张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，让水流出。刘彝当即反对，主张启开杨桥的斗门。果然，洪水马上退了。众官员都称赞刘彝处事果断与稳妥。